揉面的姿势很稳，肩膀不动，手腕使劲，面团在案板上转着圈，越揉越光溜。
和好后，他拿过一块湿笼布，盖在面团上，说：“等着吧。”
从窑洞出来，他蹲在窑门口，知青们没散去，也蹲在门口，蹲成一排，看天，看地，看远处黄河边的山。
过了半晌，贺守山站起来，揭开笼布。面团比刚才大了些，圆滚滚的，泛着润润的光。
“行了。”他说。
他把面团分成几块，教他们擀。擀面杖在案板上滚，面皮慢慢摊开。他又教他们叠，切，抖开。面条落在案板上，根根分明，不粘不连。
贺守山拍了拍手上的灰：“下锅吧。”
他退后一步，让出灶台。
知青们手忙脚乱地烧水，水开了，在锅里翻腾，白气升起来，糊了窗户。面条放进去，果然没有回缩，在锅里亮晶晶地翻滚。
贺守山说：“面刚和好时，劲儿还拧着，放在那不用管，它自个儿就顺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知青们吃了到庙儿沟以后第一顿像样的面条。一个个呼噜呼噜吃，吃得满头大汗。
贺守山看他们吃上也准备走了，宋松涛留他一块儿吃，他拒绝道：“家里还等着呢。”
陈墨生送他到门口，站在黑影里，看着贺守山的背影往村里走。月亮刚升起来，把土路照得发白，贺守山走在上面，走得不快，稳稳当当。
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陈墨生在睁着眼，听着旁边炕上同伴的呼吸声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想起贺守山说的那句话。
面刚和好时，劲儿还拧着，放在那不用管，它自个儿就顺了。
知青在整个中国史是绝无仅有的存在，是当时扭曲政治在历史中造就的畸形一页。
政策将这些接受过教育的青年赶出城市，将他们从“好日子”里甩出来，赶到全国各地干巴巴的农村去。
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批人，这种事到底是好是坏他们自己说不上来，让以后的人去评价吧。
黑暗中，陈墨生想着那团在笼布底下慢慢醒过来的面，自嘲地笑了笑。他们这些知青，就像刚揉好还拧着劲儿的面团。
窗外的风从黄河那边吹过来，吹得糊窗的纸窸窸窣窣响。
第4章中国心
1984年，北京，烟袋胡同。
二荤铺里，烩鸭血、拌肚丝儿上桌了，杨大伯放下菜，提醒贺守山：“烧鸡还要吗？菜多了我怕你吃不完。”
贺守山：“要，帮我撕一撕。”
杨大伯看了看他，点点头去给他弄烧鸡了。
贺守山看着桌上的菜，招呼陈墨生吃菜喝酒。难怪杨大伯担心他们吃不完，陈墨生这么多年都没长胖，又斯文，看着确实不像个能吃的。
隔壁那家刚开业不久的音像店里，收录机正开到最大音量，张明敏醇厚的磁性嗓音缠绕在胡同口的半空中。
“河山只在我梦萦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。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，我的中国心……”
陈墨生偏头听了一会儿，听得眼睛发酸，说：“在美国，我老师的妻子是个小提琴手，常在我们聚会时演奏助兴。我听着，却总忍不住想起在庙儿沟的时候，瞎老汉拉的二胡。”
贺守山好奇地问：“小提琴的声音跟二胡很像吗？”
陈墨生看着他愣了下，许久后摇头：“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”
他说的似乎不是乐器，是文化根脉不可移植的疼痛。
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。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，烙上中国印……”
在轻愁的歌声中，两人无话地对坐一会儿。
贺守山说：“瞎老汉前年过世了。”
陈墨生愣了下，许久后叹了口气：“可不是嘛，都这么多年了。”
贺守山：“你20年没回庙儿沟了。”
陈墨生语气凄然：“当年走得太匆忙，不然我真应该回去跟你告个别，我也不知道一走就是这么多年。”
贺守山：“这谁能知道呢？那时候我还是听李俊英说的，才知道你后来在纽约使馆当翻译，还写小说，写得真不错。”